自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展现出非凡勇气，将利率推高至20%，最终击退惊人的高通胀以来，近50年央行独立性一直让全球经济受益匪浅。它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也缓和了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周期波动。然而，这份巨大的成功，以及政策制定者所掌握的权力，也伴随着代价。在议员们看来，如今已是清算之时。
央行可以不受选举周期束缚，自主调控经济；在应对物价和就业的波动，以及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方面，它们一直表现出色。但它们也并非总能做出正确判断。2007年至2009年的银行业危机爆发后，央行采取行动的步伐过于迟缓；此后数年又将利率长期维持在过低水平，由此引发了央行催生金融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指责；而在新冠疫情后经济重新开放之际，它们又让通胀失去了控制。除此之外，央行还被诟病权力越界。批评者称，央行凭借备受推崇的自主权，去影响一些本应由议会和政府决定的国家政策，例如环境、社会公平以及国家治理等议题。
政府官员们嘴上或许坚称支持央行独立，如今却想要限制政策制定者的权责范围、操作方式与行动时机。然而，允许央行自主实施政策的理由从未像今天这样充分。当国家其他部门无力应对时，央行能够果断采取行 动，这种能力对于驾驭21世纪至关重要。这个世纪正受到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的塑造，他们决意收紧一切目前不受自己控制的权力。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希望在货币政策上拥有发言权。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曾声称，英国已经受制于债券市场，这实际上是在含蓄批评英格兰银行。与此同时，以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为代表、正在崛起的反建制政治阵营，也将矛头对准了英格兰银行。欧洲怀疑主义者对欧洲央行强大的影响力颇为不满；而在多项民调中支持率攀升的极右翼候选人，则希望货币政策更多反映各国自身的优先事项，而不是整个地区的共同需要。就连主流政党领导人也找到了削弱央行独立性的办法。新西兰拒绝了新西兰储备银行的资金申请，并剥夺了该行部分职权。
这是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如果央行沦为政治诉求的附庸，通胀预期很可能会失去锚定，利率将更容易出现剧烈波动，投资者信心也会变得更加脆弱。历史早已揭示央行丧失独立性的后果。20世纪70年代，经济间歇性衰退、通胀飙升，沃尔克的前任们一度认为困局无从破解。在英国，利率曾出现剧烈涨跌，有时甚至在24小时之内就大幅变动，直到英国政府最终将控制权交给英格兰银行。
央行当然不能凌驾于问责机制之上。它们的职责授权来自议会；央行独立性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必须通过自身表现赢得的。要想拥有政策操作的自由，并有效履行自身职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持价格稳定。央行必须 获得公众的理解、信任与支持。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央行必须接受定期、频繁的审查。
官员们表面往往乐见审查，私下却心存顾虑。2024年，由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牵头对英格兰银行预测体系开展调查，便是典型案例。这项调查发现，该行在经济预测和沟通方面存在不足，而英格兰银行行长也承诺将着手解决这些问题。2023年，一份针对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估报告指出，该机构过于封闭和孤立，并认为它完全可以更好地向公众解释自己的政策思路。加拿大银行的货币政策授权每五年重新审定一次，最新一轮评估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完成。
在保持核心职责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接受此类评估，是央行在21世纪实现持久性和独立性的关键。如果从零开始设计一个货币体系，它将具备最优秀中央银行的许多特征：在追求立法机构赋予的目标时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即所谓的“操作自主权”；明确的目标并可定期进行微调；以及一项紧急权力机制，允许其在危机期间超越职权范围采取行动，不妨称之为“战时经济”。
政治体系和金融体系内部必须就央行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其权力边界在哪里，以及在紧急情况下何时可以突破这些边界，形成共识。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5月28日的一次演讲中说，“当下外部环境日趋严峻，挑战不再仅仅是守住法律层面的独立性，更关键是维系行使独立权力所必需的公信力。”
如今各国经济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公信力的央行。通胀冲击可能变得更加频繁，而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各国立法者并没有找到让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回归可持续轨道的策略。市场害怕央行接到指令，直接为政府融资，也就是债务货币化。除极端危机场景外，这种做法历来不被认可。全球债券市场已经显现出这种焦虑，债券收益率攀升至多年高位，推高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借贷成本。直到20世纪90年代央行独立性开始广泛确立之前，许多经济体都由政府直接掌舵，因此经济经常在疯狂扩张与痛苦收缩之间反复摆动。将部分权力交给央行，并不是为了彻底消除这种波动，而是为了平滑这些波动，在危机爆发后做好善后工作。对于英格兰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而言，沃尔克成功抗击通胀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段时期，是央行制度的黄金时代，而金融危机成为一道分水岭。他对我说，“民众与政界对央行的信任不断被侵蚀。”
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模糊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界限，因为央行购买了大量政府债券。鉴于当时全球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这些激进干预具备合理性，但它们也使政策制定者进入了一些过去不敢涉足的商业和金融领域。截至2021年底，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这“四大央行”合计购买了价值约57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主权债务。而在2008年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破产之前的十年里，这一数字大约只有10万亿美元。这些操作的初衷是：通过注入现金、压低长期利率，在官方短期利率已经接近零的情况下，为全球最重要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提供“后盾”，防止金融体系崩溃。但最终，央行被深度卷入财政事务，退出刺激政策的难度大幅上升。
沃尔克非常清楚，如果国会和白宫越来越不满，央行的政策就可能受到掣肘。在罗伯特·J·塞缪尔森 ( Robert J.Samuelson)所著《大通胀及其后果》(The Great Inflation and Its Aftermath)一书的一次采访中，沃尔克说，美联储“应该独立于狭隘的政治利益。但是......你能做出完全超出公众理解范围的事情，否则央行的独立地位难以长久维系。”
果不其然，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认为，美联储已经越过了自己的职责边界，承 担了过多任 务，对自身过度自信，并且已经发展成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进一步指出，央行偏离了自己的核心职责——控制通胀；不明智地涉足国家治理；还插手解决收入不平等和气候变化问题。
这类观点虽有一定事实依据，但也带有自说自话的成分。当需要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时，货币当局正是受到政府其他部门的鼓励，才介入了原本不该涉足的领域。批评之声往往夹杂着意识形态色彩，或者不过是执意要重新审视立法者曾持反对意见的决策。这又促使现有制度的拥护者固守立场，恶性循环就此形成，而这场博弈的代价太过沉重。
纵观历史，只要不受到过度束缚，央行一直能够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服务于国家利益。英格兰银行曾出资资助对法战争；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机构持续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输送资金。历史上央行曾持有牧场、航空公司资产，扮演外交角色，甚至派遣专员前往印尼管控辣椒价格。
制定货币价格是任何国家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但这并非中央银行唯一需要完成的任务。21世纪的世界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得公众认可的明确授权，以便能够迅速行动，有时甚至需要采取强硬措施。他们需要清晰地传达信息，并在适当情况下开展合作，且不必担心在出现失误时遭到不公正的抨击。他们是由人民代表聘请来履行职责的，那就让他们放手去做吧。编辑/孟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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